1933年,纳粹上台伊始,传统德国社会的精英们打破沉默,投入了一场义无反顾的抵抗运动。其后的十余年里,有据可查的反抗多达42次,无一例外,这些针对希特勒及其核心支持者的刺杀,均以失败告终。最后一次努力,也即1944年的“7 20政变”,失败后,遭逮捕的总人数超过7000人,将近5000人被处死。

参与抵抗运动的有地位显赫的将军和元帅,有备受重用的市长和大使,有超然世外的贵族和牧师,亦有普普通通的工人和大学生。

这是一场资源和组织能力极不对等的战斗,是个人对抗政权之战,也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抗争。牺牲者以其鲜血保存了反思纳粹的道德火种,为战后的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精神重建提供了基石。“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12:24)

多年来致力于梳理古今战争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因素,尤其是战争与人的关系,以丰富的资料性与生动幽默的笔法见长。与阎京生一同出版的《战争史研究》杂志书系列,受到军事迷的广泛关注与好评。其编撰的思维跳出了传统的军事杂志的范畴,立足点高,涉猎面广,被誉为“螳臂挡车的伟大杂志”。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德里奇(Ivo Andri?)讲过一个古老的巴尔干传说:英雄马尔科亲王(Kraljevi? Marko)与一个土耳其大力士作战,经过一整天的搏斗终于把对手杀死。这时,沉睡在土耳其人心口的一条蛇苏醒过来,它对马尔科说:“你很幸运,我在你们打斗时睡着了。”英雄不禁悲叹:“我胜之不武,那个被杀的人其实比我强啊!”安德里奇对此的评论耐人寻味:20 世纪的胜利者是不会被这种故事感动的,他们坚信“胜利”与“强大”乃是同义词。

如果我们也信奉这套当代世界的价值体系,并且用它审视过往历史,那么不难断言:20 世纪 40 年代发生在德国的那场针对纳粹政权的“内部抵抗运动”,乃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抵抗者们遵循的是腓特烈二世和俾斯麦时代的行事原则,他们在责任意识和道德感之间徒劳地寻找平衡点,不仅为敌人,也为自己的战友和同路人质疑攻讦;他们不懂得操控舆论和大规模洗脑,驾驭不了复杂的人力和资源动员机器,无法向国人作出慷慨的经济及政治承诺;而他们的对手恰恰是最擅长组织这些“先进”和“现代化”的手段的。于是,抵抗者被轻轻松松缴械,送上代表“公意”的“人民法庭”受审,随后成批押入普勒岑湖监狱的绞刑室。只是因为那个盛极一时的政权在几个月后被另一批拥有更先进、更现代化武器的国家所摧毁,人们才勉为其难地记起那些抵抗人士,称他们为“殉道者”。而 20 世纪殉道者的待遇甚至远远比不上同样被“公意”判处死刑的苏格拉底——后者好歹还留下了一篇申辩辞。仅仅用物质力量的强大是无法估量抵抗运动的历史意义的。如果说纳粹党的崛起是第二帝国的物质和精神遗产、“凡尔赛和平”的政治后果以及希特勒个人蛊惑力化合而成的结果,那么“德国抵抗运动”这个笼统的概念同样是由三个群体、三种思想渊源乃至它们所包含的道德哲学共同构成的。军人和文官抵抗者代表对 18 世纪道德的反思,普鲁士—德意志历史中根深蒂固的对最高统帅和国家领导人的无条件服从开始被扬弃,并以刺杀希特勒这种公开的决裂作为结果。法学家和宗教界抵抗者代表对 19 世纪道德的反思,昔日以形式法条消解法律道德内涵的做法以及宗教界视信仰为私域、拒绝置喙现实事务的传统开始受到质疑,律师与牧师也站到了武装反抗者的队伍中。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以“青年运动”为先声的知识界抵抗者则是 20 世纪新道德的代表,对技术中心主义和物欲至上论的以及对市民社会和代议制政体失败的思考促使他们行动起来,以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方式为新德国寻求根基。1944 年时的德国没有为这三种力量留下生存空间,但种子保留了下来;从广义上说,整个战后世界都是其受惠者。

作为抵抗运动中军人和文官集团的领袖,前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大将与莱比锡市长戈德勒博士可被视为旧普鲁士王国两大支柱的化身:当腓特烈大帝在 18 世纪为现代德意志国家设计内核时,以服从为准绳的军官团和忠于本职的职业官僚就是其中的基干力量。这两个群体在 1871年曾被俾斯麦用来支撑霍亨佐伦王朝的第二帝国;1918 年的耻辱性战败后,又是军人和官僚一同平息了极的红色革命与极的“卡普政变”,创造出魏玛共和国这个全新的共和政权,德国才勉强走出战败的废墟,重新在欧洲占据一席之地。

然而将军与市长也有不知所措的时刻:当前二等兵希特勒乘着大萧条的东风,以民众支持和有效的基层组织为工具,通过议会选举这一合法途径对魏玛共和国发起冲击时,他们选择了沉默。这场“市民战胜士兵”的革命把曾经的支柱变成了配角,军人与文官只好躲回他们 18 世纪的硬壳,把希特勒当成腓特烈二世和威廉皇帝的替代物加以侍奉。希特勒也曾给予他们回报:军官团得到了废除《凡尔赛和约》、再武装和对法国复仇的机会,文官们则在一个疆域大大拓展的“千年帝国”中如鱼得水,这足以使他们对排犹和特务统治保持沉默。

但服从不等于盲信。当处决苏军政治委员的行动和针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在东线频频出现,当希特勒无视军事学一般规律、以独断专行和异想天开的方式进行指挥,当意识形态的疯狂在深受纳粹党影响的青年军人和官员中频频出现时,老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 18 世纪道德。

他们痛苦地承认:今时已非以往,仅仅坚守本职、不明是非地执行当政者的一切命令绝非爱国,而是无视民族的真正利益。他们开始尝试把国家拉回到正途:取代纳粹党组织的政治团体暗中建立,旨在暗杀希特勒本人的“闪光行动”和“瓦尔基里行动”也开始策划,并在 1944 年 7月 20 日达到顶峰。不幸的是,这种抵抗几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刚刚挣脱 18 世纪道德的将军和市长们依然以古老的行事方式进行他们的事业。他们轻视宣传,与大众保持距离,甚至设想用某个家世显赫的立宪君主取代希特勒,回到魏玛共和的时代。英勇而幼稚的抵抗既未赢得民众的呼应,在盟军一方也得不到信任:贝克大将在“7 20 政变”失败的第二天自戕,戈德勒博士和另外几位军事首脑相继被绞死。

汉斯冯多纳尼律师与他的内弟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牧师代表的是抵抗运动中的另外两个群体:法学家与牧师。国际法学者、律师和宪法学家曾把现代性特征和规范治理的原则注入 1871 年以后的德意志国家,他们是第二帝国时代崛起的新贵,也是短命的魏玛共和国的设计者。当基于形式民主及多党制的魏玛共和在 1935 年被“民族革命”终结之后,法学家们继续以其专业精神为纳粹政权服务。宗教学者和牧师则在极左与极右思潮的震荡中为国民提供了一个精神避难所,但他们恪守启蒙以来的戒律,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

多纳尼和朋霍费尔是他们的“19 世纪精神”最杰出的背叛者。多纳尼及其同志最早揭示了现代法学以形式规范取消法律的道德及政治内涵这一缺陷——倘若良法与恶法本质上不存在高低,有法与无法又有何差别?倘若“法”的状态仅仅是条文的起草、执行,或者基于数量对比的机械程序,它又怎么称得上反映了自然正当?纳粹政权以法的形式法的精神的伎俩,在这种思考面前被彻底揭穿。希特勒以“人民法庭”架空现行司法体系、借国家安全名义遂行政治迫害的劣迹更令多纳尼深感愤慨,他加入了国防军谍报局首脑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和奥斯特上校的反纳粹集团,广泛搜集党卫队反犹活动和秘密屠杀的罪证,并为暗杀希特勒行动运送炸弹。

朋霍费尔的抉择则更加复杂。这位曾经的“认信教会”成员像每一个路德派教徒一样笃信上帝,但德国宗教界远离政治的传统使他们对纳粹党上台后的暴行齐齐噤声,唯恐僭越了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身位。然而毕竟没有哪个基督徒能回避上帝在此世的角色,当帮凶和义人间不存在中间道路时,把信仰弱化成个人选择和纯粹知识问题的做法已形同亵渎。温文尔雅的朋霍费尔自此走入他所言的“窄门”,他不仅为汉斯绍尔兄妹的“白玫瑰”组织提供帮助,还曾亲自前往瑞士与英美情报人员接头,并把他的许多家族成员拉进这项可以说胜算甚小的抵抗事业。朋霍费尔在 1940 年本有机会出走美国,但他留了下来,直面自己对祖国的此世责任。

多纳尼与朋霍费尔都没有逃过“7 20 政变”后的恐怖报复。多纳尼在 1945 年 4 月 8 日就义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朋霍费尔则在第二天清晨与卡纳里斯、奥斯特一同牺牲在弗洛森堡。在他们身后,德国宗教界依旧为朋霍费尔在反纳粹运动中的角色争执不休,依旧有人认为他是多管闲事、鲁莽地插手无谓的世间事,这意味着朋霍费尔在其遗著《做门徒的代价》和《狱中书简》中的思考不仅没有过时,还需要以新的形式继续下去。

如果说前两个抵抗集团对应的主要是历史要素,那么“青年运动”反映的便是寻找 20 世纪新德国精神的努力。这场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文化运动直接针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破产和魏玛共和国市民社会的涣散,它的口号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实现自己”,载体则是 1921 年成立的“全德青年团体联合会”和成员超过 500 万人的各种社团。年轻人读尼采的哲学、斯特凡格奥尔格的诗歌,登山、野营,演出民族音乐和戏剧,倡导简朴的生活方式、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以及青年之间的兄弟情谊,希望以此改变令人沮丧的现实。当纳粹政权以国家控制的“希特勒青年团”对这股力量进行管制和引导时,各种青年团体依然活跃于地下,以隐蔽的方式传承下来。

“青年运动”不同于德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那些思想传统,它的浪漫派色彩和行动主义理论更多地强调个体性,因之一度与崛起于草根的纳粹党纠缠在一起,共同反对高傲保守的军官团和容克贵族。但在纳粹的褐色浪潮转变成专制和反人性的力量之后,“青年运动”转而向历史寻求答案,成为清廉、尚武、爱国等传统价值观的捍卫者。1944 年 7月 20 日试图炸死希特勒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上校正是“青年运动”的精神领袖、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的最后几位弟子之一,军人家族的荣誉、英勇果敢的贵族道德和热爱真理的品质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同样受到“青年运动”影响的还有大学生汉斯绍尔兄妹领导的“白玫瑰”组织,他们在 1942 年就提出了战后德国全民反思的基本问题:希特勒的崛起不是一个偶然事件,知识精英应当为他们对魏玛共和国的背叛和助纣为虐承担责任。“白玫瑰”组织印发的传单提出了“反抗”、“信仰自由”、“重建德国”的口号,在 1943 年被捕牺牲前起草的最后一份传单中,全德国所有的生者都听到了这样的呐喊:“德意志民族正看着我们,期待着我们像 1813 年挫败拿破仑一样,在 1943 年的今天,以我们的精神力量来挫败纳粹主义的恐怖政权。”对传统的重新发现和维护,佐证了大历史学家梅尼克在《德国的浩劫》中的颂扬:“在德国军队里、在德国人民中间,依然有一种力量不愿意像哈巴狗那样地屈服,而是具有殉道者的勇气。”

作为 20 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世界史事件之一,纳粹给人最大的冲击不仅在于其行为之残忍、道德之卑劣,更在于它的目标和手段都是如此的现代化。德国军需部长施佩尔在纽伦堡审判时曾说,倘无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达,“希特勒神话”绝不可能造就。人们为这种现代化的幻象所魅,丧失了对基本底线的护持。恰在此时,有三种力量以宏大悲剧的形式呈现在历史舞台上,整个欧洲在它们光荣毁灭的火光中警醒,开始重新审视一度沾沾自喜的“进步”。如同歌德在《众神明》中所言的:“唯有人才能做到不可能之事。他在识别,他在选择,他在判断。”所有参与抵抗运动的人都不曾指望留下“义人”的美名。“7 20 政变”后就义的冯维茨勒本元帅曾经断言:“历史除了会记录我们曾拒绝为那位正处在最辉煌时代、最‘伟大’的德国人服务外,其余便再没有什么了。”朋霍费尔更是认定,精神的生命只有在肉体的死亡中才能得到保全。然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12 :24),抵抗运动的遗产也是如此。

1918年11月9日,星期六,天气晴朗。当柏林市民们从睡梦中醒来时,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惊恐的事实:“祖国”(Vaterland)——由伟大的威廉一世皇帝和他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一手缔造,据说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全部政治与精神内涵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霍亨索伦王室,在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就在前一天的上午,皇帝威廉二世要求最高统帅部(OHL)采取一切措施,尽快恢复国内秩序,平定11月3日在基尔兴起的水兵和市民暴动。这条命令被第一军需长威廉格勒纳中将(Wilhelm Groener)拒绝了,理由是显而易见的:最精良的部队需要留在前线,顶住正在节节推进的协约国军队,为德国争取宽松的停战条件;驻扎在普鲁士国内和德意志各邦的后备部队早已被社会人渗透,不可能也不愿意为皇帝打一场必然失败的内战。格勒纳直白地指出:“军队不愿同陛下一起干。”新任宰相、巴登亲王马克西米利安正在饱受重感冒的折磨,他也拒绝承诺无条件保全皇帝。在这种情况下,威廉二世本人被迫在8日深夜逃往设在比利时温泉疗养胜地斯巴(Spa)的最高统帅部办事处,乞求71岁的总参谋长兴登堡元帅裁夺他以及整个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命运。

皇帝出走后八个小时,10万多名柏林工人涌上了街头,他们举着“和平、面包、自由”的标语,要求皇帝立即退位,政府与协约国协商停战。当天中午,因为安眠药服用过量睡了整整一天一夜的巴登亲王从梦中惊醒,他自觉无力回天,便擅自向新闻界宣布德皇、普鲁士国王和王储已经退位。下午两点钟,在贵族们推出新的摄政者之前,内阁不管部大臣、社会领袖菲利普谢德曼跑上了国会大厦二楼的阳台,激动地宣布:“帝制已被废除,伟大的德意志共和国万岁!”两个小时之后,左翼政党“斯巴达克同盟”(Spartakusbund)的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也在城市宫(1871年之前的旧普鲁士王宫,建筑主体已于1950年被拆除)4号大门的阳台上宣布成立“德意志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德国革命的高潮到来了。

在这场革命的狂飙中,只有总参谋部(Groer Generalstab)犹如大海中的磐石,依旧稳固地矗立在那里。战争爆发以来,由于威廉二世本人和德国贵族政治家的无能,兴登堡元帅及其副手埃里希鲁登道夫步兵上将(Erich Ludendorff)实际上是以一种近乎独裁的权威自行左右着战争进程的。由于兵败如山倒,鲁登道夫已经在不久之前引咎辞职了;不过在大厦将倾的情况下,皇帝还是情愿把希望寄托在兴登堡和他的军官团身上。事实上,当威廉二世在9日上午10点左右抵达斯巴时,从附近的十个集团军司令部赶来的50名师、团级指挥官有1/3以上支持他发兵起义者,但总参谋长兴登堡本人却选择了沉默。保罗冯贝内肯多夫和冯兴登堡元帅(Paul L. H. A.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 Hindenburg)在他的后半生一直痴迷于追忆已经逝去的威廉一世-俾斯麦时代。这位老元帅在战争爆发之前已经退出现役了,他之所以会重回军旅,完全是出于对国家和皇帝的忠诚。对一个像他这样的老贵族和容克地主来说,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问题在于,在兴登堡这样一个老人家的脑子里,军队和民众对皇帝的忠诚都是绝对的,他从未想过有一天民众会起来推翻君主,君主又会动用军队去攻击民众。困惑的元帅提出了一项折衷建议:威廉二世仅让出德国皇帝的宝座,保留普鲁士国王的称号和权力。但一旁的格勒纳冷静地指出,那意味着来自几个非普鲁士邦国(萨克森、巴伐利亚、符腾堡)的集团军可以自行退出战争,并与倾向社会主义的后备军一起投入革命,德国依然有爆发内战的危险。情急之中,元帅和皇帝只有做出最不情愿的选择:威廉二世和皇太子将声明放弃一切君主权力,并立即前往中立国荷兰避难;兴登堡则留下来与新成立的共和政府打交道,协助他们与协约国谈判停战。

在德国军队的历史上,1918年11月9日意味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自神圣罗马帝国(第一帝国)以来,皇帝一直是军队的象征和盾牌,军队则是皇帝的手足和长剑;1871年第二帝国建立后,军队又向霍亨索伦王朝宣誓效忠。这种观念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当“皇冠成打落地”(列宁语)之后,崇尚秩序与权威的军官团一时竟无所适从。在德国历史上,军队第一次与君主制分离开来,它现在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共和国这种全新的政体中找寻恰当的位置。而所有的前景都尚未可知。

十多年后,已经当上德意志共和国总统的兴登堡这样回忆他在1918年11月9日那天的心情:“我本人被置于无望的境地……这一刻在我一生中都萦绕在脑海里。”这种在重大历史转折时刻的无力感,此后二十余年中都将如幽灵一般萦绕在整个总参谋部军官团的头上。

在20世纪前二十年,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三次影响深远的革命,分别是中国的辛亥革命(1911年)、俄国的二月革命(1917年)和德国的十一月革命(1918年)。革命后的中国选择了英美式的代议制民主政体,但由于复杂的原因,国家随后陷入了长期的内战和混乱。俄国经历了短暂的代议制民主时代,随即为十月革命所终结,单一无产阶级专政成为了最终的发展方向。而当威廉二世在11月9日仓皇退位、使共和制成为既成事实之后,德国政治家同样面临着两种国家道路的选择:向东(苏俄),还是向西(英法)?

幸亦不幸的是,德国革命的过程比俄国革命要平缓的多。早在1918年10月28日,第二帝国两个最大的政党社会(SPD)和天主教中央党(ZENTRUM)已经迫使皇帝同意把决策权转交给帝国议会(Reichstag),此后宰相直接对国会负责,实行责任内阁制。巴登亲王在11月9日宣布辞职后,宰相一职由社会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继任。不过到了11月10日,柏林的起义工人和部分自前线撤回的部队自行成立了一个俄国式的“柏林工兵代表苏维埃”(BAS),形成了第二个力量中心。加上远在比利时、掌握着全国军队控制权的总参谋部和一直鼓吹武装夺取政权的左翼政党斯巴达克同盟,德国形成了多角博弈的态势。围绕着要不要支持政府继续对英法作战、是否应当“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等问题,德国社会在1917年1月发生了分裂,站在政府一边、采取保守主义路线的右翼选择留在国会之内,少数反战的左翼人士则另立门户,成立了独立社会(USPD)。斯巴达克同盟名义上是独立社会的一部分,但因为公然喊出了武力夺权的口号,并不为党内主流所容。这种情况下,艾伯特宰相当机立断,宣布社会与独立社会全面和解,两党共同组建临时政府。11月10日上午,这两个中左翼政党在布施大剧院达成协议:立即组成名为“人民代表委员会”(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的临时政府,下设6个委员席位,社会的艾伯特、谢德曼和兰茨贝格占3席,独立社会的哈塞、迪特曼和巴尔特占3席。由于临时政府承诺会尽快达成停战协议并全力解决经济问题,柏林工兵代表苏维埃的24名委员同意授予其必要的行政权。李卜克内西虽然依旧鼓吹“将革命进行到底”,但也没有否认临时政府的合法性。然而这个政权能否维持下去,最终决定权仍在军队手中。

同样是在11月10日上午,兴登堡和他的心腹威廉海耶上校(Wilhelm Heye)、总参谋部新成立的内政处领导人库尔特冯施莱歇尔上校(Kurt von Schleicher)也在斯巴召开了秘密会议。军官们讨厌革命,对标榜共和的临时政府毫无兴趣,他们更希望恢复旧秩序。但海耶更加担心斯巴达克同盟会发起武装暴动,他指出:临时政府虽然不是什么善类,但总算还有结束混乱局面的指望,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合作对象。如果军队自身的存在能够不受的影响,那么与临时政府结成权益的同盟也未尝不可;反正将来可以慢慢地把总统制变成君主立宪制,再把皇帝迎回来。远在柏林的艾伯特同样想到了这一点,临时政府马上就要和协约国协商停战事宜,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复员前线部队。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与保守但高效的总参谋部合作,总好过把决定权交给政治态度不明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后者在10日一大早已经提出了取消兴登堡的指挥权、由士兵选举长官、废除军衔制、建立人民军队的“七点要求”,如果政府连这种请求都答应了,那么明天前线部队就会发生哗变和内乱。艾伯特是个老练的政客,他才没那么蠢。

10日傍晚,艾伯特从柏林打电话到斯巴,和兴登堡的代表格勒纳达成了一项奇特的协定:只要军队承诺保护临时政府,平稳地完成前线部队撤回国内和逐步复员的任务,政府就不会尝试变革军队的内部结构。艾伯特称兴登堡为“全国人民最尊敬的人”,他承诺:军官团的领导人不会被作为战犯交给协约国审判,兴登堡也可以继续留任最高统帅一职。于是,老元帅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最终还是决定在共和国的“准生证”上签字了。与此同时,临时政府的外交代表、天主教中央党领袖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也在比利时的贡比涅森林与协约国最高统帅福煦元帅就停战问题达成了一致。

11月11日上午11点,停战协定正式生效。总参谋部开始组织西线的部队向国内撤退,并逐步启动复员程序。经协约国批准,驻扎在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军继续留在当地,充当防止苏俄入侵的“防疫线日,临时政府宣布将尽快召开基于普选的国民议会,立法决定共和国未来的政体和宪法模式。

从法理上说,这一时期的德国并没有合法军队:西线的部队属于“复员和被遣散人员”,不能担当正规武装力量的职能;柏林的工兵代表苏维埃掌握着滞留于各邦、尚未开始复员的后备部队,但这些军队也在被遣散之列。施莱歇尔上校向兴登堡提议,为防止发动武装起义,应当尽快成立一支以志愿部队为主体的临时国防军,兵员可以自东线的部队抽调。停战后不到两个星期(11月24日),这支小小的“自由军团”开始行使职权,它的组织者之一是兴登堡未来的继承人——汉斯冯西克特少将(Hans von Seeckt)。

在柏林,左右两派的分裂期期艾艾地到来了。12月16日,来自共和国各大政治团体的488名代表在旧宰相府召开了第一次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289名社会代表联合人数很少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只有30多人),成功地通过了“一切权力归临时政府,直至基于普选的国民议会召开为止”的决议,并把过去由柏林工兵代表苏维埃掌握的立法权和行政权统一收归新成立的“全德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27名成员全部来自社会。不仅如此,大会还通过了由社会提出的在次年1月19日选举国民议会、进行立宪准备的提案。机警的李卜克内西马上猜到,国民议会一定会提出一套资产阶级的国家架构,取消目前这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权。靠选举是赢不了的——斯巴达克同盟的同情者在当时的柏林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正式委员中仅占2.5%;观察家预测,倘若马上举行大选,连1%的选票都得不到。他当即决定:采取断然行动,以武力夺取政权。

12月23日,斯巴达克同盟控制下的一部分水兵和工人武装扣押了社会主席奥托威尔斯,要求政府延期解散参与十一月革命的部队,并就复员问题与展开对话,艾伯特下令立即。当天下午,忠于政府的柏林警备部队冲进了旧王城,打死了十多名抵抗的水兵。独立社会的代表认为,临时政府终于露出了反革命的爪牙,当即决定结束与社会的同盟。12月29日,哈塞、迪特曼和巴尔特公开声明退出临时政府,并号召同情社会主义的保安部队站到工人一边。

12月30日晚,斯巴达克同盟和独立社会激进派的83名代表在普鲁士邦议会大厅召开了大会,与会的还有16名来自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指导者。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宣布彻底脱离独立社会、成立新的德国(KPD)。在大多数代表的鼓噪下,大会还决定退出即将开始的国民议会选举、依靠武力夺取政权。1919年1月5日,50万工人在德共率领下走上街头,占领了火车站、报社、印刷厂、警察局和电报局。“一月革命”开始了。

德共在柏林起事时,兴登堡正在东普鲁士部署当地波兰人起义的措施,西克特则在柯尼斯堡筹建新的北部边防司令部,柏林地区没有一支正规军部队。保卫临时政府的警察部队只剩下区区几百人,不仅不足以起义,还有把柏林交给红色武装的危险。惊慌失措的艾伯特决定授予工人出身的议员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以决断权,责成他采取一切措施起义。51岁的诺斯克擅长演讲,曾经平息过几个月前的基尔水兵起义,他与普鲁士邦战争部长莱因哈特上校制订出了一个简洁的军事计划:中止与的谈判,将驻扎在城外的“自由军团”精锐武装“骑兵卫队”志愿旅调入市区,对起义工人构筑的街垒发动正面进攻。

1月10日,在沃尔瑟冯吕特维茨步兵上将(Walther von Lttwitz)指挥下,全副武装的“骑兵卫队”旅向市中心发起了攻击。当天的战况非常激烈,不过双方都没有动用重武器,所以尽管激战竟日,起义者也只有100多人。随后的几天里,“自由军团”调来奥斯汀式装甲汽车,突破了工人临时构筑的封锁线日,德共领袖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骑兵卫队”旅的士兵秘密逮捕枪决。到了3月份,巴伐利亚等地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的起义,不过其时政府已经夺回了主动权,暴动很快就平息了。

1月19日,第一届国民议会选举在歌德和席勒的故乡魏玛古城举行。不出所料,在3000万张选票(涵盖了德国83%的成年男女)中,激进的独立社会只得到了231.72万票,社会得到1150.91万票。由于独立社会拒绝参加政府,社会只好与另外两个中间派政党天主教中央党和德意志(DDP,原名进步党)一同组成了执政联盟。在全部423个议席中,社会占据165席,中央党91席,71席。2月10日,临时政府宣布将立法和行政权力让渡给第一届国民议会,魏玛共和国(Weimarer Republik)诞生了。

1919年2月11日,新当选的共和国临时总统艾伯特授权议会多数派领袖、社会另一巨头谢德曼组成第一届内阁,中间力量的“魏玛联合”局面正式形成。在此之后,制宪被作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提上了日程。国民议会专门组织了一个宪法委员会来负责根本的起草,普鲁士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第二帝国的“俾斯麦体制”下被压抑了半个世纪之久,现在终于扬眉吐气了。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基督教思想家恩斯特特洛尔奇和公法学家普鲁斯(人,首任内政部长)都参加了宪法委员会,他们和刚刚出现在巴黎和会上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一样,有一种宗教式的使命感,总觉得应当一次性搞出一部博采众长、永无过时之虞的“终极宪法”。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这些学究们仔细地研读了瑞士、美国、英国、法国等不同类型国家的宪法,立法的标准细化到了宗教、经济、教育各领域。其条文之具体精密,连英法等国的一流宪法学家都感到由衷羡慕。特别是在涉及国民权利和义务的第二章中,魏玛宪法不仅囊括了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法国宪法中的人权宣言,甚至还部分采纳了苏俄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和人民专政的条款。自由派知识分子欣慰地认为,“不会有一部更好的宪法了。”

活跃于魏玛共和国时代的争议人物、公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对这部宪法有一番中肯的评论:固然条目众多、包罗无遗,但并非出于政治智慧,只不过是党派众多、相互倾轧和妥协的结果。组成共和政府的几个大党中,社会的路线大体偏左,天主教中央党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VP,原名民族自由党)偏右,中间夹着由一小批知识分子和旧官僚组成的,政府之外还有一个秉承激进主义传统的德共(1920年再度合法化,并加入了共产国际)。不单如此,每个党的内部也分成左中右各派,时时倾轧不已。构成政府中坚的社会偏偏是一个“没有信仰的陈腐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历史学家古斯塔夫迈尔语),最擅长内讧,最缺乏政治抱负和决断。包罗万象的宪法,与其说证明了这个新国家的伟大,还不如说暴露出共和国的体质先天孱弱。

魏玛共和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奇异的国家之一:它是一个“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的共和制国家,没有皇帝,国名却依然是古老的Deutsches Reich(德意志帝国),以至于1920年代的中国法学家居然找不到一个适当的中文词语作为它的正式国名。它取消了俾斯麦时代确立的以普鲁士王国为核心、其他各邦附属于普鲁士的中央-地方结构,却没有提出替代方案,继续维持着一个空洞的联邦制。它取消了第二帝国的两院制,在事实上把国家的稳固和国会(Reichstag)几个最主要的政党联系在了一起,但每个党里都有阴谋颠覆共和国,企图把皇帝、军事独裁者、“隐士彼得”(发起十字军东征的神秘活动家)或者别的什么人推上台的密谋分子。政治观察家冯卡道夫指出:“魏玛宪法是在餐厅和俱乐部里被公开的密谋搞垮的。”在这个外表光鲜的新政权里,到处都埋着定时炸弹。最神奇也是最怪异的,便是魏玛宪法关于协调总统与国会关系的特别条款——第48条。宪法规定,国家权力最重要的部分属于国民代表(议会),但因为共和国对结社立党相当纵容,很可能会出现由一个反对共和国的政党夺取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当时的政治家们担心的主要是独立社会和),进而破坏宪法、颠覆共和国;倘若一开始就规定,则又会损害少数派人士及其团体的正当参政权,有违民主的根本原则。马克斯韦伯和普鲁斯绞尽脑汁,推出了一个“双头政治”的解决案:国会受公众委托,在平时行使人民主权;同样由全民公选产生的总统则拥有“紧急专政权”(Diktaturgewalt),可以在必要时否决国会的决议,甚至下令解散国会、动用军队维持国家秩序。这等于是给了总统以相当于皇权的权力。

实际上,魏玛宪法第48条本身就是从1871年宪法中关于皇帝行使紧急专政权的第68条抄过来的,只不过在共和体制下,专政权的行使者(总统)是国民根据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拥有民意基础和任期限制。但反过来看,这也意味着总统的专断权不像皇权那样具有正当性,总统在行使特别权力时需要顾忌国民的意见。

1919年7月31日,第一届国民议会以262人支持、75人反对、84人缺席的表决结果通过了魏玛宪法。8月11日,宪法正式生效。不过,这个完美的技术产物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左右两派的合力讨伐:在看来,共和国不过是旧帝国换汤不换药的变体,只有效仿俄国、发动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二次革命”,才能彻底完成告别专制、走向共和的历史任务。的观点恰好相反,他们认为魏玛宪法纯属崇洋,是把英美式的鄙俗政治制度强加给德国人的产物,所以也必须打倒。偏偏魏玛共和国在一开始就解除了自我防卫的能力,给予了极端分子组阁执政的机会;一旦这样的政党获得了普通民众的支持,总统又不作为,共和国将立即被宣告死刑。

不过,与时人的担心恰好相反,对共和国的挑战最初不是来自,而是出自极右势力。一月起义被后,由于军队的未来地位尚未确定,“自由军团”实际上充当了唯一的武装力量角色。这支由冒险家、刑事犯、战争中的低级军官和形形的无业游民组成的武装力量认为自己代表了未来军队的发展方向——由少数几个领袖牵头、受某种政治观念驱使的“全民武装”。他们不仅能在战时保卫祖国,而且要在和平年代充当“民族革命”的中坚。但这种要求在凡尔赛体系下是不可能实现的:1919年6月28日签署的《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只能保留10万人的陆军部队。裁军的第一个牺牲品当然就是“自由军团”,谢德曼内阁已经决定将总数超过35万人的志愿部队(其中25万人属于“自由军团”的不同组织)削减到20万人,随后遵照和约再复员半数人马。

“自由军团”自一月起义以来,始终以共和国的拯救者自居;现在政府非但不褒奖他们,反而翻脸不认账,他们自然要以牙还牙。一大批被解职的志愿部队军官聚集到了前帝国国会议员、柯尼斯堡市长沃尔夫冈卡普博士(Wolfgang Kapp)的周围,后者是一个狂热的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在大战期间参与过提尔皮茨海军元帅组建的极右翼政党“祖国党”(Vaterlandspartei),对装腔作势的共和国怀有刻骨仇恨。卡普和他的支持者认为,德国应当且只能是一个君主国,只有军队和皇帝才能给惨淡中的国家带来希望。他们计划利用驻扎在柏林附近的两个“自由军团”旅来发动政变,占领柏林、逮捕所有政府高级官员,同时派人去荷兰迎回威廉皇太子,请他出任名义上的君主。真正掌握新政府大权的将是首相卡普和某位军事强人,“自由军团”中的密谋分子都将出任军队要职,随后他们将对刚刚成立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用兵,收复“东方失去的土地”。

为了扩大影响,卡普专门拜会了刚刚宣布退休的兴登堡元帅,老头子警告这帮阴谋家:不要以任何形式危害国家的安全,否则将招来另一次大战。不过卡普及其支持者并不死心,他们争取到了在大战期间充当鲁登道夫将军智囊的马克斯鲍尔上校(Max Bauer)和一月起义的急先锋、驻柏林的国防军第1集群司令吕特维茨的支持。隐居在东普鲁士的鲁登道夫对政变也颇感兴趣,但这位自恃甚高的前第一军需长认为,他自己才是德国最理想的拯救者和独裁官,因此拒绝公开支持卡普。

1920年3月,密谋分子盼望已久的决定性时刻终于到来。由于经济形势不断恶化,鲁尔、萨克森和南德诸邦发生了暴动,社会政府的声望则因为层出不穷的丑闻一落千丈。滞留在波罗的海的5万名“自由军团”刚好在这时返回德国,政变有了基本力量。当时,艾伯特总统和已经出任国防部长的诺斯克要求驻扎在柏林附近的自由军团“埃尔哈特旅”(由前海军士兵组成,也称第2海军旅)限期解散,吕特维茨企图为该旅说项,但遭到诺斯克的拒绝。3月10日,艾伯特驳回了吕特维茨提出的“不再裁减军队,立即解散国民议会,重新选举总统,委任专家治国”的要求。于是在3月12日午夜,吕特维茨命令埃尔哈特旅的6000名步骑兵开入柏林,占领了重要机关和。3月13日,埃尔哈特旅宣布成立以废帝威廉二世次子埃特尔腓特烈亲王(他是右翼军人团体“钢盔团”的重要成员)为总统、巴登亲王马克西米利安为总理的“国民政府”,但两人都严词拒绝;于是卡普干脆自任总理,以吕特维茨为陆军总司令。封闭国会、解散现任政府之后,叛军在在勃兰登堡凯旋门上升起了帝国时代的黑白红三色国旗。

13日清晨,艾伯特总统和古斯塔夫鲍尔总理、国防部长诺斯克等政府要员匆匆逃往德累斯顿,随后又转往斯图加特。驻扎在南德的8000名“自由军团”此时正在向柏林进发,诺斯克在斯图加特发电报给留守柏林的国防部部队局局长、实际的陆军领导人西克特少将,要求他动用刚刚组建的新国防军叛乱,但西克特冷冷地回应说:“军队不打军队。”(Truppe schiesst nicht auf Truppe.)

卡普-吕特维茨政权也希望得到正规军的支持。当时,开进的柏林的“自由军团”只有“埃尔哈特旅”和“罗斯巴赫旅”两支部队,更多援兵因为铁路工人罢工,被堵在从南德前往首都的路上。吕特维茨以未来的帝国宰相之位为诱饵,希望西克特公开支持政变,但后者经过一番考虑,决定采取不合作态度。他留下一封辞呈,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国防部大楼,留下副手海耶上校与吕特维茨一伙周旋。由于部队局的冷淡态度,卡普政权委任的新陆军首脑冯德戈尔茨少将迟迟无法上任。

逃到斯图加特的共和国政府也没有坐以待毙。留在柏林的社会主席、一月革命期间曾被人扣留的奥托威尔斯发表了《告柏林工人书》,号召工人发动总罢工,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其时德国工人颇服从工会,而工会的领导者正是社会,因此都听从主席的命令,于3月14日开始罢工。三天之内,卡普政府发现柏林全市的银行已经闭门休业,工厂拒绝开工,水、电、煤气、铁道和公共交通系统也陷于瘫痪,超过12000人加入了罢工行列。预想中的“群起呼应”更不理想,除了北德和东德的少数部队宣布效忠新政权外,大部分邦的政府都谴责政变,军队则采取观望态度。卡普、吕特维茨、鲍尔等人希望以暴力压服工会,但“自由军团”的人手不够,还要警惕国防军从背后发动攻击。3月17日,吕特维茨发现他的政府已经成了政令不出宫门的小朝廷。为了保存实力,卡普在当天深夜匆匆解散了“国民政府”,命令埃尔哈特旅退出柏林城,自己则孤身乘飞机逃往瑞典,吕特维茨则跑到了匈牙利。次日,艾伯特宣布政变已经平息,政府将于不日迁回柏林。

卡普暴动(Kapp Putsch)对魏玛共和国造成了双重影响。一方面,政府意识到了罢工这柄双刃剑的威力,要求工会取消罢工的权利;工会则以获得更多参政权作为条件。结果,政府与工会居然达成了一项荒谬顶透的协议:工会有权干预联邦和普鲁士邦内阁部长人选的去留,有权参与涉及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立法;这样一来,工会本身也变了一个准政党。另一方面,如果西克特在政变发生时公开表示支持,卡普和吕特维茨必将顺利夺取政权。一个卡普失败了,更多潜在的卡普还在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与军队的关系,特别是保证军队对共和国的忠诚,成了魏玛共和国领导人面临的关键问题。

不可思议的是,出于“稳定压倒一切”的需要,社会政府宣布特赦卡普、吕特维茨、鲁登道夫等政变主谋,埃尔哈特旅也没有遭到额外处罚,而是和其他“自由军团”部队一道被解散了。埃尔哈特旅的指挥官、退役海军少校赫尔曼埃尔哈特跑到了慕尼黑,组建了一个名为“执政官团”(Organisation Consul)的秘密组织,第一个月就招收了3000名成员。“执政官团”以反犹、、反社会、废除魏玛宪法为政治纲领,先后制造了339起政治谋杀案。1921年8月26日,该组织的一名成员在巴伐利亚的黑森林温泉疗养地打死了1918年停战协定的签字代表、共和国财政部长埃茨贝格尔;1922年6月24日,创始人之一、外交部长拉特瑙也被“执政官团”的刺客打死在汽车上。由于这一系列事件的影响,“执政官团”招来了警察的关注,不得不转入地下。其18万名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转入了一个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小政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zi),也就是纳粹党。

1919年一月起义失败后,一位同情的作家出版了一本批判魏玛共和国的小册子,标题叫《皇帝走了,将军们留下了》。这种说法与事实当然有些出入,实际情况是:将军们走了,总参谋部留下了。在兴登堡-鲁登道夫体制下充当过处长一级职务的军官们留了下来,成为了组建魏玛共和国国防军(Reichswehr)的核心。

与普通历史爱好者的印象不同,德军总参谋部既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战争阴谋策划地,也不是某种可以随时“生产”出作战计划的神秘机器。19世纪初,当普鲁士最杰出的军事思想家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瑙为未来的最高军事顾问机构——总参谋部奠基时,他们希望这个组织首先是一所“精神学校”。在和平时期,总参谋部应当承担优秀的陆军军官的教育和训练职责,其中最重要的是战史和军事地理方面的研究。在战争时期,总参谋军官团将作为一个整体,代替封建时代的统帅个人进行战争决策。

沙恩霍斯特尤其强调的一点是,鉴于未来的战争将是规模巨大、内容庞杂的民族战争,总参谋部军官绝不应当只是困坐斗室的纸上谈兵者,更不应当是有勇无谋的赳赳武夫。他们需要具备健全的知识结构,并洞悉时代精神,从而成为一类“政治军人”。这些军官受过严格的训练,严谨节制、视野开阔,既不盲目服从也不好出风头。无论情况多么危急,总参谋部军官也绝不能放弃理智地判断形势的态度,因为普鲁士军队是先于德意志民族国家建立的。对德国而言,是先有军队,然后才有国家;只有军队保持健康的状态,国家的前途才有保障。

从1821年普鲁士陆军总参谋部正式成立开始,到1918年德国在“一战”中失败,整个德军总参谋部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体制,即奠基阶段;老毛奇-施利芬体制,即鼎盛阶段;兴登堡-鲁登道夫体制,即最终阶段。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围绕着军人是否应当关心政治,德国历史上的杰出军事家们存在着争论。老毛奇、施利芬和兴登堡是“政治军人”观念的反对者,绰号“沉默者”的老毛奇认为,军队的政治信条就是秩序,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必须首先服膺于最高统帅的决断。兴登堡的得力助手鲁登道夫则恰好相反,是所谓“会主义”的鼓吹者。卡普政变期间西克特对吕特维茨政权的暧昧态度,反映的就是存在于德国军队中的这两种矛盾观念:是要节制的、专业化的、远离政治的精英军队,还是要狂热的、巨型化的、热心参与社会革命的民众军队?1919年6月28日,魏玛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在《凡尔赛和约》上签了字。根据该和约,德国陆军的规模被限制在10万人以内,不准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总参谋部、陆军部和战争学院被勒令解散,不得拥有坦克、重型火炮和航空部队。在改组后的军事领导结构下,陆海军统帅机关应当向共和国国防部长负责,后者必须是一名文职官员。这样一来,在战争期间领导总参谋部和各集团军的高级军官们只剩下了退役一途。在1920年1月1日和约生效前,兴登堡、鲁登道夫、格勒纳等人都退出了现役,舞台的中央被留给了面颊瘦削、身材修长的西克特。

1919年的时候,西克特已经53岁了。他长着一张典型的普鲁士旧贵族的脸,戴单片眼镜,说话有些口吃,表情总是高深莫测。在他的前半生中,这位将军一直扮演着二号人物的角色,他当过马肯森元帅的参谋长、奥匈帝国王储的军事顾问、土耳其苏丹的总参谋长,但从未扮演过独当一面的角色。没有人怀疑他的个人能力和独到的洞察力,但每个人都知道他不是恺撒或拿破仑。像所有总参谋部体制培养出来的优秀军官一样,这位前波美拉尼亚的老贵族温文尔雅,很少激动,也没有政治强人那种独特的个人魅力和感召力。他是一位擅长模仿的巨人,但不是创造大师。

摆在西克特面前的工作是艰巨的:由于总参谋部被勒令解散,德国缺乏一个高效、专业的机构来领导军队的重建。由于和约没有限制建立部队一级的参谋机关,西克特主张利用这个空子,在国防部之下设立陆军局、部队局(Truppenamt)和统帅部长官(Chef der Heersesleitung)三个部门,陆军局相当于过去的陆军部,部队局承担总参谋部的职能,统帅部长官则相当于陆军总司令。军队的指挥权应当掌握在统帅部长官而不是国防部长的手中,这样一旦对德国的军备限制放开,现行的体制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恢复成传统模式。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个潜在的问题:一旦国防部长和统帅部长官的意见产生分歧,军队就存在从内部发生分裂的危险。

1919年10月1日,新的国防部正式诞生,地址在柏林市动物园隔壁的班德勒大街(Bendelerblock)第14-15号,这里曾是第二帝国的海军办公厅和海军总参谋部所在地。西克特本人被委任为部队局首任局长,地位居于国防部长和统帅部长官之下,海耶上校是他的参谋长。这个袖珍版的总参谋部下设4个处:第一处(国土防卫处)相当于过去的作战部,第二处(组织处)和第四处(训练处)分管组织和训练;第三处相当于过去的外国军事部,负责假想敌军事情报的搜集和分析,为了掩人耳目,对外称为“陆军统计处”。整个部队局的军官总数约为60人。西克特尤其重视保留旧总参谋部的战史研究和测绘部门,这两个机构现在分别更名为“国家档案馆”和“国家测绘局”,负责人都是有经验的退役军官;驻外武官也以记者和民间观察家的身份继续呆在国外。为了与西克特的事业相配合,前第一军需长格勒纳中将退出了现役,转任交通部长,以确保主要铁道线在战时首先为军队所用。

卡普暴动发生时,西克特明智地选择了不合作,这当然不是因为他对政治不感兴趣,而是他料定卡普政权的基础不稳,倘若贸然介入,一旦政变失败,重建军队的努力就将付之东流。事实的确如此:卡普和吕特维茨下台后,西克特成了最大的获利者。1920年3月17日,依靠“自由军团”起家、却被埃尔哈特旅出卖的国防部长诺斯克宣布辞职,他签署的最后一份文件是授权西克特接管柏林周边的国防军;紧接着,“自由军团”的另一位缔造者、统帅部长官莱因哈特将军也辞职了。继任国防部长的是德意志创始人、前纽伦堡市长奥托格斯勒(Otto Gessler),西克特看不上这位文官,不过格斯勒倒是一位谦虚宽容的好好先生,愿意与将军好好配合。这样一来,西克特本人就成为了国防军最高和唯一的掌控者。

莱因哈特辞职后,西克特兼任了统帅部长官。现在,他的地位相当于总参谋长兼陆军总司令(1923年以后,部队局局长一职由西克特的亲密战友哈塞少将接任),权力之大与“一战”后期的兴登堡相差无几。当然,摆在他面前的任务也不轻松:他必须背着《凡尔赛和约》这副枷锁,将新国防军的4000名军官和96000名士兵(共编成7个师)锻造成合格的教官和领导者;一旦形势许可,他们将成为扩充陆军的基础,组成至少21个师的基干。

不过,部队规模的限制也意味着国防部和各级参谋部能保留的参谋军官数量比较有限,只有250-300人。西克特竭尽全力留下最优秀的人才,他们之中包含了许多二十年后的风云人物:卡尔-海因里希施蒂尔普纳格尔、布洛姆贝格、勒布、博克、龙德施泰特、布劳希奇……除了像威廉凯特尔这样出身于平民家庭的聪慧子弟外,大部分由西克特提拔起来的军官在姓氏前都带着醒目的“冯”(von)前缀——这是旧贵族的标志。

西克特对共和国的态度是尊重但缺乏感情的。他最亲密的朋友是“一战”时的老同事海耶少将,这两个人都缺少天份,工作负责但漠视政治。西克特时常明目张胆地宣称:“忠诚只适用于军队,国家根本不足挂齿!”除了贵族出身的军官,他还喜欢提拔炮兵部队里的年轻人,因为“一战”的经验证明炮兵是很有价值的。

“一战”的败局还对西克特在军队建设、战略和外交上的判断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鉴于群众在重大问题上总是模棱两可、首鼠两端,建立一支庞大的民众部队显然是不可取的。德国需要且只应当拥有一支小型、精锐的专业化部队。其次,德国的地理位置不利,在多线战争中必将失败,所以必须杜绝在西方推行扩张路线、引发国际干涉的想法,集中力量对付来自东方的现实威胁——波兰。至于捷克斯洛伐克,鉴于它是矗立在西里西亚、萨克森和东巴伐利亚面前的一个堡垒,柏林政府应当竭力与布拉格方面保持友好关系。

为了防止波兰从背后袭击德国(从1920年代德波两国的紧张关系看,这并非没有可能),西克特力主与新成立的苏联保持友好关系。1923年2月,新任部队局局长奥托哈塞少将(Otto Hasse)带着一个秘密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与苏联红军高层达成了合作协议:德国人帮助苏联进行重工业建设和中高级军官的训练,在苏联建立化学武器工厂;作为回报,苏联向德国输送炮兵弹药,并允许德国利用苏联的基地训练飞行员和坦克驾驶员(类似的合作也发生在德国与土耳其乃至中国之间,只是层次没有这么高)。苏德合作的军事价值相当有限,但柏林-莫斯科同盟对波兰和西方世界都是一种警告。也正是通过苏德合作,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将军在内的一大批苏联军官对德国及其不过问政治的军官团产生了浓厚兴趣——对苏联那种长期受到政治委员监督的一线指挥官来说,德国人的例子太不可思议了。到了十来年之后,当斯大林开始他那著名的“大清洗”运动的时候,这些苏联军官很快就被一个接一个地铲除了。

远在神圣罗马帝国(第一帝国)时代,皇帝的禁卫军中就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号:“枪杆子里出政权。”(Exercitus facit imperatorem.)在革命和动荡年代,武装力量是夺取政权的基础;而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的政府要有效行使职权,多少也必须取得武装部队的信任。从1919年到1933年,国防军及其领袖兴登堡充当了魏玛共和国的监护者;不过在兴登堡去世之后,彻底控制国家机器的纳粹党和军队的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西克特时代担任过国家档案馆馆长、专治军事史的汉斯冯黑夫滕少将曾经回忆说,他们这一代军人从青年时代起就笃信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世界历史就是“绝对精神”通过一系列演化以实现其自身的过程,其载体则是民族国家。个人的自由和追求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个人献身于国家、化身为国家理性(Der Neuern Geschichte)的一部分时,人生才有价值。这种哲学化了的道德观念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反抗拿破仑侵略的1813年“解放战争”(Befreiungskrieg)以及克劳塞维茨的“绝对战争”观念结合在一起,催生出了普鲁士-德国陆军总参谋部这样一个核心组织。甚至当德国在“一战”中被击败、康德-黑格尔哲学“整体国家”的观念宣告破产之后,西克特、海耶、兴登堡之类的老头子还不切实际地希望继续维护这种观念,让国防军和总参谋部置身于社会革命的浪潮之外。第二帝国末代第一军需长、魏玛共和国的杰出国防部长格勒纳就说过:“若要问国防军站在哪边,实为大谬。国防军奉命做它应做的一切,仅此而已!”

受这一历史传统的影响,大多数总参谋部军官首先是“强人”(Homo faber)而不是“智人”(Homo Sapiens)。在军事战略的谋划上,他们是精细审慎的专家;但一旦问题延伸到政治、外交、工业生产等更加广阔的方面,军人们就开始犯糊涂了。西克特在缔造国防军时尤其强调机动性的意义,但他却拒绝发展集中式的装甲部队:这当然不是因为坦克不如骑兵,而是由于装甲车辆的生产必然需要工业部门和政治力量的配合,这会削弱总参谋部在战时的决策地位。西克特宁愿用过时的骑兵充当机动作战的主角,也不愿有任何一种力量挑战到总参谋部的地位。同样,总参谋部的老头子们也不觉得1920年代施特莱斯曼的“协调外交”政策与希特勒咄咄逼人的对外姿态有多大区别,它们对军队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在“协调外交”的背景下,欧洲的和平可以靠苏德接近、法德和解,苏德法共同压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来完成;而按照希特勒的政策,德国迟早要走回到1914年与全欧洲为敌的老路上。西克特及其继承者布洛姆贝格、贝克认为,部队局和统帅部现阶段压倒一切的工作是继续扩军,加强自主防卫能力,准备在必要时用战争服务于国家。他们关心的只是能不能得到足够的军事拨款,以及德国何时才能打赢对波兰和捷克的战争。至于战争是否必要、是否应当,这就不在考虑范围内了。希特勒正是看准了军官团领袖在政治上的幼稚,才能兵不血刃地把政权攫取到自己手中。

问题在于,希特勒心目中的未来战争和理想型军队,与现在这支严守政治中立的国防军根本就是两回事。纳粹党要打的已经不是一场基于自身力量和理性的战略需求,以扩大国家利益、提高国际地位为目标的传统战争了;希特勒要的是一场基于“生存斗争”学说和种族观念的准意识形态战争。在这种战争观念下,和平只是一种休战,敌人不是变化的而是绝对的,日尔曼人的未来决定于在东方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即使缺少现实的经济和军事资源,战争也必须进行,并且要一直持续到胜利为止;如果战局不利,那只能证明日尔曼人不是最优秀、最有“资格”生存下来的种族,退缩、求和也无济于事。德国人只能顽强抵抗直至自我毁灭,以此来验证“生存斗争”的意义。讲究战术谋划和力量算计的国防军与这种全新的战争观念是难以共存的,所以希特勒只打算暂时利用他们。至于第三帝国未来的“理想型军队”,目前已经在组建中了:这就是“长刀之夜”中异军突起、以意识形态狂热和忠于领袖为主要特征的党卫队(Schutzstaffel,简称SS),其领导人是前巴伐利亚陆军候补军官、破产养鸡场主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时机成熟之后,“元首”和他的那班喽啰迟早会对国防军喊出:“我们还不满意!”

不过,当路德维希贝克中将在1933年底接替威廉亚当少将出任国防部部队局局长时,军队和“元首”之间的矛盾还没有公开化。像龙德施泰特和勒布这样的老军人对布洛姆贝格诱使军官团向希特勒个人效忠的行为十分不满,但一旦希特勒批准了扩充一线部队的计划,他们的情绪立刻就由阴转晴了。1933年12月,布洛姆贝格、贝克和新任统帅部长官弗里奇开始执行这项小心翼翼的扩军计划:到1938年3月为止,陆军一线万人。对历史研究有着浓厚兴趣的贝克还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恢复部队局(总参谋部)作为军官团精神学校的职能,使其成为下一场战争的领导中心。

希特勒的胆量之大、动作之快,很快就超过了军官团的想象。1935年3月16日,他公开宣布德国将突破《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实施重新武装,并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陆军一线日,帝国议会通过了新的国防法,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国防军(Reichswehr,直译为“帝国防卫军”)现在更名为“防御军”(Wehrmacht,下文依成例仍写作“国防军”)。为了配合这一改革,整个德国军队的组织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魏玛时代的国防部(Reichswehrminister)现在恢复了它在第二帝国时代的旧称——战争部(Kriegsministerium),为了表彰布洛姆贝格的忠诚,希特勒不仅保留了他的战争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还提升他为第三帝国的第一位陆军元帅。冯弗里奇大将领导的统帅部长官处现在改称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Oberkommando des Heeres,简称OKH),弗里奇出任了德国再武装后的首任陆军总司令。除陆军外,海军和空军也建立了独立的海军总司令部(OKM)和空军总司令部(OKL),由战争部统一领导。6月1日,被《凡尔赛和约》禁止存在了15年的总参谋部终于回到了“地上”——战争部部队局正式更名为陆军总参谋部(Generalstab des Heeres)。一个月后,希特勒委任贝克为陆军总参谋长,由弗里奇的陆军总司令部直接领导。

值得一提的是,“元首”并不打算重用那位集小贵族、运动健将、花花公子和争权夺利者于一身,对纳粹党相当忠诚的国防军办公厅主任赖歇瑙将军。在希特勒眼里,赖歇瑙虽然忠贞不二,但权力欲实在太强了,早晚会成为祸害。他下令取消办公厅在人事和联络方面的作用,仅管辖国土防卫处、反间谍处和国防经济处这三个新设的次级单位。这样一来,办公厅就变成了一个职权很小的情报机关兼传令处。接任办公厅主任一致的是认真细致但缺乏大将之才的威廉凯特尔中将(Wilhelm Keitel),他没有赖歇瑙的野心,也没有赖歇瑙的气魄,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二流人物。

对迅速扩充中的国防军而言,组织结构上的变化暗藏着混乱和危机。在1914-18年经典的兴登堡-鲁登道夫体制下,德皇本人很少对军事问题发表见解,战争部长和总参谋长的职权实际上是重合的,由兴登堡一身兼任。总参谋部可以独立地决定军事方面的一切事务,并直接向前线部队发布命令;当军事行动需要得到外交、经济等部门的配合时,兴登堡会派一位秘书与德皇本人直接沟通。总参谋部并不向国会负责,它只听命于最高统帅(皇帝)本人。而在1935-1945年第三帝国的军事体制里,军人必须服从于元首,战争部长布洛姆贝格是希特勒的顾问,总参谋长贝克则只是陆军总司令弗里奇的下属,他只能负责训练、制订计划等辅助事务,不能和部队直接接触。战争部、陆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部各有一套班子,彼此间的任务有许多重复的地方,在实际运作中经常出现混乱;希特勒还频频通过凯特尔的国防军办公厅直接发布命令,以加剧这一混乱。

鲁登道夫在《总体战》一书中曾经预言,下一次世界大战将是多个军事化的“国民种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之间的斗争,德国的战争机器应当由一个庞大的总参谋部和一位拥有独裁权力的军事强人来领导。希特勒有这种权力,也有一点军事经验,但本质上还是一个对军事战略知之不多的二等兵。在扩军阶段,他依然需要利用国防军的悠久传统和组织优势,同时也在不断掺进混乱的沙子。总有一天,他要把这套机构都取消,只保留几个传令兵式的事务官僚和一腔愚忠的年轻参谋,把军队的统帅和指挥大权全部集中到自己一个人手里。

所以,贝克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开展自己的工作。部队局的4个处现在重新扩充到了12个处,下辖共190名军官,由5名军需长分别领导。1936年10月,老兴登堡的外甥、杰出的战术专家埃里希冯曼施坦因中将(Erich von Manstein)被贝克提拔为第一军需长,负责作战方面的指导;在西克特时代已经崭露头角的哈尔德和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Karl-Heinrich von Stuelpnagel)则分别担任了第二军需长和第四军需长。出于确保政治中立的考虑,军官团的贵族化特征继续延续下来:到1938年时,陆军总参谋部的187名军官中有15人是贵族出身,占8%;这个比例虽然远低于第二帝国时代,但和恢复义务兵役制以后的作战部队相比已经属于异数(当时一线作战部队的主官里只有不到5%是贵族出身)。贝克一直孜孜不倦地向这些青年贵族灌输传统的军人责任感,1935年10月15日,在纪念普鲁士王家军事学院成立125周年的大会上,他向整个军官团疾呼:“战争的执行者是人,不是机器。”即使是在一个独裁国家里,总参谋部的军官也必须保持独立的判断力和坚持正确见解的勇气。

不过,贝克遇到的阻碍还是远远超过了他所取得的成绩。他和希特勒的追随者凯特尔没什么交情,与深居简出的布洛姆贝格关系也不好。所以,当陆军总参谋部希望扩大自己的权限、在战时重新成为最高统帅机关时,战争部和国防部办公厅步调一致地提出了异议。国土防卫处的核心人物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中校(Alfred Jodl)赤裸裸地宣称,在现代的“元首国家”里,总参谋部军官不过是事务性的助理,“领袖”本人才是最高和唯一的决断者,“无条件盲从领袖即是最大的负责”。贝克只好禁止自己的部下和国土防卫处的军官来往,这样一来,军官团内部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另一方面,在西克特和鲁登道夫去世之后,“一战”以前由老总参谋部培养出来的军官大多已经垂垂老矣。在第二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代,毛奇、施利芬、鲁登道夫乃至西克特的名字不仅是军队的旗帜,在普通民众中也是妇孺皆知。当国家遇到军事和政治上的危机时,只要这些名将登高一呼,马上就能得到大批群众的响应。但在纳粹党上台之后,希特勒通过高效的宣传机构和一体化(Gleichschaltung)运动,成功地把群众的个人崇拜集中到了他一个人身上。至于贝克和他的心腹爱将曼施坦因、施蒂尔普纳格尔等人,他们在军队内部当然名望颇高,但在公众当中却只是些无名之辈。如果他们和希特勒之间发生冲突,基本上不能指望得到广泛的舆论支持。

从魏玛共和国成立一直到1935年希特勒公开宣布重新武装,德国军队一直是以战略阻滞和对外防御作为指导方针的。1925年时德国陆军的总兵力仅有10万人,其最大的对手法国陆军有75万人,波兰陆军有30万人,就连最弱的捷克斯洛伐克陆军也有15万人。换言之,假使法波两国联合入侵,德国可以说毫无还手之力,更遑论主动发起进攻。西克特和施特莱斯曼之所以倾向于东联苏俄、西安法国,就是看准了德国的军事实力不足以采取攻势。实际上,直到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部队局局长威廉亚当少将还悲观地预测:如果波兰主动入侵德国,国防军只能在柏林周围坚持抵抗几个星期,随后就会因弹药告罄而溃败。而当希特勒宣布重新武装之后,德国在中欧已经不可能获得任何政治上的掩护,摆在面前的道路只剩下一条:在短期内迅速扩充兵力,抢在波兰和捷克反应过来之前,恢复德国在东部地区的军事优势。如果不能抓住这个时间差,德国必败无疑。

贝克、布洛姆贝格和弗里奇在一开始相信了“元首”的承诺:扩军只是为了粉碎罪恶的《凡尔赛和约》、修正德国的东部边界,绝不会冒与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大国开战的风险;所以他们积极地投入到了扩军运动中。1935年,贝克主持制订了对波兰实施攻势防御的“红色方案”:他计划以2-4个较弱的集团军在莱茵河一线构成掩护、牵制法国,以1个集团军佯攻捷克斯洛伐克;同时集中主力(包含有新组建的摩托化部队)于西里西亚,对波兰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在贝克的授意下,施蒂尔普纳格尔等人还制订了快速占领布拉格的“绿色计划”。1936年,总参谋部更批准在东部的奥得河-瓦尔塔河一线以及西部的法德边境秘密修筑要塞,以强化自卫能力。

但所有这些方案都面临一个巨大的政治障碍:为防止德国像1914年时那样取道比利时入侵法国,《凡尔赛和约》规定莱茵河以西的德国领土须由协约国军队暂时控制,莱茵河以东50公里宽的缓冲区内也不准驻扎德国军队。尽管法国占领军已经在1930年撤出了莱茵河西岸,但东岸非武装区的存在始终是德国的软肋。在国防军主力移动到东线、向波兰发起进攻的同时,法军随时可以自阿尔萨斯出发,兵不血刃地穿过莱茵兰,直接占领德国的西部领土。如何处理非武装区这个防御漏洞、以为东线的安全提供屏障,一直是总参谋部担忧的问题。

希特勒也看到了莱茵兰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采取政治、军事双管齐下的办法。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曾规定莱茵兰现状不得由任何一国单方面更改,同时指定意大利和英国作为军事上的保证国。但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之后,国际联盟对罗马实施了经济制裁,英法两国外长还在公开场合谴责意大利的暴行。希特勒看准时机,主动对墨索里尼示好,柏林、罗马两大轴心迅速接近。法国政府感到危险在靠近,于是转向莫斯科,在1935年5月缔结了《法苏互助条约》。该条约规定:缔约双方中任意一国遭到外敌入侵时,另一方应立即给予支援。法苏条约的问世意味着希特勒的阴谋实现了第一步:该条约明显具有针对德国的倾向,从而背离了《洛迦诺公约》关于大国集体协商的精神;这样一来,德国就可以借口《洛迦诺公约》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各大国对莱茵兰地位的保证自然失效,单方面宣布将部队开入非武装区。这样的借口虽然牵强,但在国际法上也不是毫无依据(可援引“情势变动”的惯例)。问题在于,国防军的重新武装开始还不到半年,它并没有足够的兵力在确保东线防御的同时还能顺利进军莱茵兰。更何况,英国在1914年8月曾经为了维护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对德国宣战,这一次,伦敦和巴黎也可以以德国公开破坏《凡尔赛和约》为由,出兵加以干涉。

作为防御大师西克特的忠实弟子,总参谋长贝克和陆军总司令弗里奇是绝不敢在军事准备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进行冒险的。希特勒深知,如果向陆军总司令部透露占领莱茵兰的计划,这个妄想会在第一时间被扼杀在摇篮里。为了绕过老家伙们、把生米煮成熟饭,“元首”没有把计划提交给战争部讨论,而是直接找到了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凯特尔,让他和那位精力充沛的约德尔上校一起炮制一个秘密计划。这个由凯特尔、约德尔、霍斯巴赫(希特勒的军事副官)和一小撮狂热的青年军官组成的小团体很快拿出了一份代号为“冬季演习”的预案,“元首”对此十分满意。这一举动也开了希特勒日后绕过总参谋部、利用亲信幕僚班子直接干预军事指挥的先河。

对希特勒的一系列鬼蜮伎俩,战争部长布洛姆贝格并非一无所知。约德尔等人一炮制出进军莱茵兰的计划,希特勒就派人通知布洛姆贝格:他要采取行动了。按照惯例,布洛姆贝格应该和弗里奇、贝克这两位下属讨论方案的可行性,但这位部长是一个既无原则又无牺牲精神的人,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办公室哲学。正在扩编的一线部队大部分还是空架子,根本不具备战斗力,这是希特勒不愿意、也无法理解的;但如果提前通知贝克和弗里奇,这两位下属一定会表示反对,甚至可能和“元首”发生争吵。布洛姆贝格可不愿夹在上下级之间、承担所有的怨气,这位优柔寡断的元帅随后就做出了决定:顺从希特勒的心意,将整个计划保密到付诸实施前的最后一刻。

1936年3月6日,即希特勒预定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的前一天,布洛姆贝格突然通知贝克和弗里奇:“元首”已经决定在莱茵兰采取行动,并拿出了约德尔制订的“冬季演习”计划。两位将军被吓得魂飞魄散:这是一次有可能触发新的欧洲大战的冒险,而国防军差不多还处于毫无还手之力的境地。时间只剩下24小时了,贝克马上打电话给时任总参谋部第一处(作战处)处长曼施坦因中将,要他查明陆军现有多少兵力可用于莱茵兰方面的行动。曼施坦因回复说,如果要确保东线的安全、防止波兰和捷克在背后发动袭击,现有的部队配备不可能进行大规模调整。由于新编成的装甲部队还在整训阶段,可用于莱茵兰行动的只有驻扎在亚琛附近的一个不满员的师。

军令如山,弗里奇下令这个仅有的师立即进入战备状态,在3月7日凌晨第一时间开进莱茵兰。不过由于时间太紧,到6日傍晚为止,只有2个步兵营和1个炮兵营做好了战斗准备。驻伦敦和巴黎的两位武官冯施韦彭堡男爵和库伦塔尔将军则在紧张地打听英法两国政府的态度,随时准备把情报拍发到班德勒大街。就连一个劲地吹嘘“这将是一次兵不血刃的行动”、“德国保留采取任何军事上的反措施的权利”的布洛姆贝格也不是铁板一块,战后他在纽伦堡法庭上承认,当时他唯一可以采取的“反措施”就是赶紧把部队撤回来,向柏林方向逃跑!

3月7日,星期六。清晨6点,前一天晚上仓促整备完毕的3个德国营开始泅渡莱茵河,保护他们的只有十几架聊胜于无的飞机。在柏林,一夜未眠的贝克、弗里奇和布洛姆贝格焦急地围坐在班德勒大街的办公室里,等待着前线传来的噩耗。人们情绪紧张,气氛严肃。上午10点,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牛赖特男爵(Konstantin von Neurath)召见了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大使,宣布德军已经进入莱茵兰。两个小时后,希特勒对匆忙召集起来的600名国会议员宣布:“为了使德国人民可以维护他们边界的安全、保障他们在防务方面的基本权利,德国政府已经从今天起重新确立了在非军事区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主权!”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中午11点,三个营部队全部开进了莱茵河右岸,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这个时候,法军在边界附近部署有整整13个师,可以轻易地把德国人打得落花流水。希特勒自己后来也承认:“如果当时法国人也开进莱茵兰,我们只好夹着尾巴撤退。”但法国政府已经由于内部的党争和左右矛盾而陷于瘫痪,法军总司令甘末林既无勇气、也无决心对德军发动进攻。在伦敦,刚刚即位不久的英王爱德华八世和鼠目寸光的鲍德温首相也不愿在莱茵河畔打仗。对这两个《凡尔赛和约》的最大受益国而言,在希特勒全面崛起之前就扼杀这个魔鬼的最好机会现在已经丧失了,等待着他们的将是规模更大、代价更惨痛的勒索和讹诈。

对希特勒本人而言,莱茵兰冒险的成功意味着他在普通士兵心目中的地位大大上升。他后来不无自得地吹嘘说:“我的无可动摇的顽强和惊人的沉着挽救了我们。”疑虑重重的陆军统帅和总参谋部在前二等兵面前丢尽了脸,自信心空前膨胀的希特勒从此更加不把贝克和弗里奇放在眼里,他的动作越来越快,胃口越来越大。

1936年12月,战争部通过了在希特勒本人授意下指定的新一轮再武装计划——“八月方案”。按照这个计划,到1939年底,德国陆军的一线个轻型师、1个山地师和1个骑兵旅,平时总兵力高达83万人,战时最多可以扩充到462万人。考虑到扩建海空军也要消耗大量工业资源和经费,“八月方案”在经济和政治上可行性都不强。贝克的同事弗里德里希弗罗姆少将偷偷告诉总参谋长和陆军总司令,他怀疑希特勒已经计划在“某个业已决定的关头”动用军队进行对外扩张了;因为只有通过侵略来补充必要的原料和外汇储备,扩军计划才能顺利进行下去。但贝克毕竟只是一个军人,他和弗里奇都想不通:如果希特勒明知在军事上没有足够的把握,还敢贸然对外扩张、惹来英法和东欧“小协约国”的集体制裁,岂不是自寻死路?第一军需长曼施坦因干脆讥讽希特勒的私人参谋班子是“半瓶子醋”。

布洛姆贝格则继续扮演着不合格的调停人角色。他一边战战兢兢地执行着希特勒的指令,一边蒙蔽弗里奇和贝克这两个下属,宣称“德国受到大国进攻的威胁尚不存在”。战争部在1937年6月24日通过的关于未来战争的新“红色方案”(以对法战争为主要方向)和新“绿色方案”(以入侵捷克为主要方向)在整体上依然是防御性的。希特勒本人也在蒙蔽他的将军们,1937年新年,“元首”在国会信誓旦旦地宣称:“惊人之举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当然,这肯定不是他的心里话。希特勒对总参谋部的老将军们依然保持着“民族革命”之前的态度:畏惧、嫉妒而又万分厌恶。他本能地意识到,布洛姆贝格、弗里奇和贝克虽然因为他是政治上的领导人而对他恭敬有加,但骨子里还是把他看成慕尼黑那个落魄的流浪汉、对军事一窍不通的二等兵。他希望自己成为“三位一体”的绝对权力中心——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党的领袖,还是军队最高统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开始策划一场闪电般的攻势,准备在必要时将争夺“生存空间”的大战略完整地展示给陆军领导人。希特勒满心以为,老头子们必将敬服于他的“天才”,主动交出军队的统帅权归他驱策——这哪里是国家领导人,分明是精神病人才会有的妄想!

1937年11月5日,摊牌的时刻到来了。下午4点15分,布洛姆贝格、弗里奇、海军总司令雷德尔、空军总司令戈林和外交部长牛赖特被“元首”召到总理府,聆听了一场长达四个小时的狂热演说。希特勒的军事副官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Friedrich Hobach)负责将演说的重点记录下来,这就是后来有名的《霍斯巴赫备忘录》(Hobach-Niederschrift)。希特勒在演说中赤裸裸地宣称,“德国的前途完全决定于如何解决‘生存空间’的需要”,但英法这两个“为仇恨驱使的国家”挡住了德国的路。因此,德国面临的问题只能用武力来解决。他打算在近阶段尽可能多地扩充部队、更新武装,最迟在1943-45年发动全面战争,“解决德国的空间问题”。作为对法国开战的准备,德国“必须同时毁灭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便在可能的对西方的战争中解除侧翼威胁”。他判断说,英法两国因为内患重重,不会干涉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行为,而德国“对捷克人的袭击必须以闪电般的速度来实现。”晚上8点15分,当深秋的暮霭降临在整个柏林上空时,“元首”亮出了底牌。

习惯了逆来顺受的布洛姆贝格这次可坐不住了。希特勒在谈话中透露出的狂热情绪、对军队状况的无知和恐怖的杀气让他不寒而栗,他和弗里奇相继指出:即使英国不做干预,拥有欧陆最强大陆军的法国也绝不会听任德国的图谋得逞。但希特勒却对此避重就轻,两位将军顿时感到事态严重。

两天之后,布洛姆贝格和弗里奇在班德勒大街的陆军总司令部办公室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只有他们两人、牛赖特和当时还不明就里的贝克。三位知情人向贝克透露了11月5日会议的全部内容,总参谋长对此大感震惊:“他(希特勒)难道不知道前线的部队还是个空架子?”牛赖特则忆起了老总统兴登堡的遗言:“务必使德国人民远离一场新的战争。”三位陆军领导人立即决定:利用弗里奇可以面见希特勒进行汇报的便利,向元首陈述现阶段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困难;牛赖特则从政治角度向希特勒进谏。愤懑不平的贝克随后撰写了一份私人报告,从欧洲历史和现实战备的角度把《霍斯巴赫备忘录》批了个狗血喷头。但就像过去一样,总参谋长依然保留着自己的迂腐风度:只有曼施坦因、哈尔德等少数几个人看到了这份报告,它随后就被锁进了抽屉里。

11月9日,弗里奇会见了希特勒,忧心忡忡地陈述了反对立即入侵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理由。“元首”开始当面扯谎,他告诉陆军总司令,战争远非迫在眉睫,并建议弗里奇马上启程去埃及度假。希特勒还表示,他本人也即将离开柏林,前往贝希特斯加登进行休养。“状况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嘛!”弗里奇松了一口气,他大概已经忘记了卧病在床的鲁登道夫将军在不久前给他的忠告:“希特勒对任何人都不讲信义,他会出卖你的!”

11月9日的会见彻底打消了希特勒对总参谋部军官团的最后一点幻想。在过去,前二等兵阁下因为在军事上的无知以及对兴登堡-鲁登道夫体制的盲目崇拜,一直把总参谋部看成是某种神奇的战争方案制造机。他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政治领导人提出需求,总参谋部可以在任何形势下制订出完善的作战计划。莱茵兰事件是对这位“元首”的第一次打击,他发现总参谋部远没有他想象的那样无所不能。现在,弗里奇和贝克的表态又引发了新的担忧:总参谋部并不打算接受他的战争计划,不愿打一场在军事上毫无准备的冒险战争。这个“反动的贵族堡垒”里的人们和他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他们从来没有完全服从过他,也不屑于听取他的领导——总参谋部已经明显地妨碍到了“元首”的野心。

希特勒的报复是阴险而迅速的。这一次,他不仅要铲除国防军中桀骜不驯的高级军官,而且要彻底摧毁传统贵族军人希望独善其身的那种独立意识,把国防军这架战争机器变成他一个人的附庸。不仅如此,外交和经济部门的反对者也要被扫地出门;在纳粹党上台执政五周年之际,他希特勒将成为全德国军队和人民唯一且真正的领袖!

1937年的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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